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行为剖析系列文章（二）：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阴霾成因剖析及认定要件的厘清｜信达视点
输入“/”快速插入内容
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行为剖析系列文章（二）：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阴霾成因剖析及认定要件的厘清｜信达视点
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行为剖析系列文章（二）：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阴霾成因剖析及认定要件的厘清｜信达视点
📌
全文约5000字，预计阅读20分钟。
引言
我们在《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行为剖析系列文章（一）：导购型社交电商的业务模式及其独特优势和社会价值》一文中，重点阐述了导购型社交电商的业务模式、独特优势及其社会价值，就数字经济下导购型社交电商获得快速发展的核心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将以前篇文章所述内容为基础，在分析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阴霾成因的前提下，进一步厘清国家对于传销行为的规制原意，并剖析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行为的具体认定要件，进而为导购型社交电商提供针对性建议，助力相关企业破除“涉传销”阴霾，实现稳健合规发展。
1.
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阴霾具体成因剖析
综合研析近年来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的相关案例，我们的直观感受是：“传销”已经成为了导购型社交电商面临的最大法律风险之一。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团队过往项目实操经验，我们归纳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的法律风险及所笼罩的“涉传销”阴霾的具体成因如下：
（一）导购型社交电商所在行业未能搭建系统性行业监管架构
相较于现阶段已发展成熟的淘宝、京东等购物电商，导购型社交电商业务模式尚处于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合规认定标准、行业监管准则均未能明确统一且需进一步完善的阶段。作为一种“新业态”，导购型社交电商因其所在行业未能搭建系统性监管架构，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和统一的合规认定标准，导致相关行业的基本概念不清晰、业务模式合规性理解和实操相差较大，加大了相关企业和业务模式被误认为传销的法律风险，使得传销成为笼罩在从事导购型社交电商业务企业头上的阴霾。
（二）导购型社交电商的部分业务推广模式与“传销”行为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某些相似度
通常情况下，行政监管部门主要依照《禁止传销条例》来认定传销行为，同时对于其外在表现形式的认定会依据两个“链条”，一是“人员链”，即具备明显的人员层级链条和网络，内部形成明确的层级组织架构和人际关系网络；二是“资金链”，即内部计酬方式及资金分配具备明显的关系链条，以参加者本人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数量或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分配报酬。
在导购型社交电商采取的业务推广模式中，“拉新费”及“购物返利”等酬劳计算方式与传销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具体而言，“拉新费”是指导购型社交电商为鼓励会员进一步发展新会员加入，增加用户量，而给予会员的奖励费用；而“购物返利”是指导购型社交电商对于某一会员的实际购物行为，在给予其一定购物返利的情况下，同时为其推荐者计算购物返利费用，以通过此种酬劳分配方式，鼓励同一“链条”会员购买或推荐他人购买相关商品。单就形式而言，上述两种方式，与传销行为中的“拉人头”“团队计酬”表面上存在较高的相似度。
除上述两种情形之外，部分导购型社交电商可能还会因存在“缴纳会员费”这种典型传销中也会存在的情形，即设定具体数额的会费或者要求消费者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资料等入会门槛，使得“会员”与普通用户之间存在明显的权益差别，吸引用户注册，进而引发被认定为“传销”的法律风险。
（三）在认定传销行为时，行政监管部门经常忽略行为主体的主观目的及相关行为的客观危害后果
由于传销行为对于社会经济的直接危害性，长期以来，国家持续加大对于传销行为的管控力度，对于传销始终保持着“严打严查”的高压态势。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行政监管部门对传销行为进行识别、管理时，仍然较为依赖被调查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传销，倾向于仅依据该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予以认定，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牟取非法利益”这一主观目的的判断；同时，未能就相关行为带来的或者可能带来的客观危害后果给予相当的重视，即未能从相关行为是否实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并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和考量。从实践中的一些案例来看，行政监管部门对于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的认定，未能充分实现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统一，忽视了主观方面及相关行为的客观危害后果对于传销行为认定的重要作用。当然，此问题的出现，不排除是因为行政监管部门受限于主观方面证据较难取证等困难所导致。但我们理解，如果行政监管部门在做出相关认定时，能够避免忽略并更为重视主观方面的相关证据，才可以更为充分平等地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四）现行传销行为认定规则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目前，行政监管部门对于传销行为的认定，主要依据国务院2005年8月23日发布并执行的《禁止传销条例》的相关规定，而该条例作为行政监管部门的主要认定依据，其制定时间距今已逾17年之久；同时，《禁止传销条例》对于传销的界定，采取的是“定义+类型”的模式，此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对传销进行了形式总结，有助于行政执法人员及群众充分了解其形式特征，但缺点在于以粗线条的方式对传销行为进行界定，使得相关规定难以顺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的变化，进而存在扼杀创新、抑制获利的弊病 [1 ] ，使得相关规定偏离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对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造成了阻碍。因此，我们理解，现行《禁止传销条例》的相关规定亟需依法进行相应调整，并通过对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模式与“传销”行为进行明确区分等方式，为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松绑，进而促进新业态、新行业的依法合规发展。
2.
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行为具体认定要件的剖析与厘清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现阶段行政监管部门对于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仅依据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忽略对主观方面及客观结果进行综合认定的问题，为正确理解国家对于传销行为的规制原意，厘清传销规制范围，避免无差别打击带来的误伤等消极影响，我们对传销行为法律规制的相关规定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厘清导购型社交电商“涉传销”相关问题。
（一）传销行为法律规制历程剖析
1.
行政法律立法规制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