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方违约时提升执行合同和获得补救的leverage/bargaining power。通常大多数情况下合同的争议会通过商业谈判解决，而非动用争议解决条款中的仲裁或者诉讼，但是最好合同或法律上有一个有效和可靠的争议解决机制（需要考虑胜诉判决的可执行性），从而这种起诉的危险成为谈判中促使对方履行和补救合同的砝码。​

审核和起草要点

1.
仲裁or诉讼​

通常国内交易选择诉讼较多，跨境交易选择仲裁较多。

首先，中国是《纽约公约》成员国，域外的仲裁裁决在国内的承认和执行难度更低。但是IP交易除外，因为仲裁通常裁决金钱给付，较少给出禁令（injunction relief）、强制执行等有关的行为裁决。例如针对保密+知识产权的侵权给予双方互相的寻求有管辖权的法院的强制执行或者禁令的权利的carveout，避免首先需要去仲裁程序；如果一方是单向提供license也可以是单向的，且没有全球很多分支，则可以固定某一法院的排他管辖权，但是也要考虑是否有可能对方可能在全球多个地方分支机构因此多地有IP侵权，则不要固定法院。[1]

第二，诉讼的跨国承认和执行。目前缺乏承认和执行（lack of mutual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机制，执行难度大，因此跨国交易较少选择诉讼。针对诉讼的跨国执行与承认，依据《民诉法》289条，法院按照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审查。[2]

第一，承认和执行境外法院判决方面的条约基础，公约方面，我国签署的主要有2005年的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公约[3]以及2019年7月2日的海牙《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4]，但是均尚未批准。双边条约方面，我国与34个国家订立涉及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条款的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等[5]，无双边协定的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第二，互惠原则，司法实践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以事实上是否存在互惠关系，即，境外法院是否存在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先例作为认定互惠的标准。上述《纪要》第44条第1款规定则放宽了“互惠原则”的认定。[6]

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的新进展：

第一，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2008年8月1日生效）是目前两地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基础性文件。根据该安排，可以得到两地法院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必须满足：​

（1）判决所涉案件是民商事案件；

（2）当事人之间须就特定民商事法律关系订有确定内地人民法院或香港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的书面管辖协议；​

（3）判决须为金钱给付内容；

（4）判决须为“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决”。

第二，2019年1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与最高人民法院签订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相较于旧有安排，​

（1）取消对排他性管辖协议的要求，

合同常见条款的审核要点｜法律冲电宝notes​

合同常见条款的审核要点｜法律冲电宝notes